对党自身进行锻造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重新锻造中国——延安整风：超越时空的党建模式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这种成效集中表现为对党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锻造。延安整风是对党自身进行锻造，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重新锻造中国，创立了“党的建设”新模式。

  延安整风运动改变了以往党内斗争的方式，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也要从思想上整党

  1939年，在《〈人〉发刊词》中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那么，延安整风就是“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的实际举措。既然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那就要设法去掉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东西。整风的过程，就是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思想作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涉及到怎么样对待和处理犯错误的同志，即组织处理的问题，这属于处理党内矛盾的政治问题。

  此前党的历史上，对待犯错误的领导人，继任者大都予以严厉打击。比如，李立三对待陈独秀，不但开除其党籍，而且把他打成托派，看作是党最危险的敌人。而王明对待李立三也不客气，李立三回忆：“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江西时期，“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对曾担任过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同样是倍加打击。当时瞿秋白已经是疾病缠身，却只能享受最低生活待遇；红军决定长征时，瞿秋白表示要跟中央一起走，却受到严词拒绝。后来，瞿秋白在福建被俘后牺牲。苏维埃后期，“左”倾中央还明确地要求，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仅1931年11月，杀害的红四军干部战士即达2600多人。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改变了以往党内斗争的方式，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也要从思想上整党，明白准确地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整”思想，但不“整人”。思想通了之后，还可以再担任领导职务。即使对王明，在生活和工作上也予以很大照顾，中央想方设法地为他治病，并在病好以后重新安排了重要职务，党的七大上，王明仍被提名选为中央委员。由这样来看，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及“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无疑是“党的建设”的一种创举。不过，即便如此，整风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这说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整党，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无论什么样的群众运动，一旦起来，就没有不走偏的。鉴于多次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后，以群众运动来整党的方式在党的建设中不再被采用，而逐渐形成了汲取整风精神的“主题教育”的良性模式。

  延安整风的过程，就是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改变党的思想作风的过程

  延安整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思想武装全党的过程。这样的“思想建党”，具有典范和深远的意义。即便是一些具体的做法也有示范的作用，比如，分几个阶段集中学习，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区别要求，学习文件、做笔记、讨论交流。当时王首道把这些环节总结为“四到”：“眼到”（认真阅读文件）、“心到”（领会文件精神）、“手到”（勤写读书笔记）、“口到”（经常开展讨论）。通过学习、讨论，党员干部认识到什么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并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1941年，在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中，对相互批评的每个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其中指出：“一切党员对其他党员及党的负责人如有意见，只能当面批评，或在一定的组织中批评”。要“反对一切不正派的言论与行为。给那些喜说闲话，喜欢广播，喜打听人家的秘密，喜造谣言的党员以严重的斥责”。党的普遍整风开展之际，又进一步强调，“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

  可以说，延安整风的过程，就是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改变党的思想作风的过程，并创造了正确运用这一武器的成功范例，此后一直影响着的“整党”。1956年，决定再次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时精确指出：“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1962年，决定在全党纠正“”以来所犯的错误时又提到了延安整风：“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取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当时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既然作为“公式”，显然具有超时空的“模式”意义，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沿用着。2013年，习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延安整风时的典型话语和有效做法被广为沿用。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效，连蒋介石都有过积极的评价：“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他认为，通过延安整风，形成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他们从高级干部以至于最下级的士兵，对于本身的业务，都能本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他们一般干部，可以说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无论什么样的问题发生，他们一定要集中精力，探本穷源，经正面反面反复推敲，总要求得一个切实的结论。”那么，有了这种精神和方法，显然使不但在军事斗争中日益娴熟，而且在政治斗争中也日益得心应手。有意思的是，蒋介石还特别向自己的政工人员讲到过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到斗争某人的时候，即令平时和他思想感情很好的人，亦不能不破除情面，将他的缺点尽量暴露出来。这样，他就不能不立刻改正，否则就不能在团体里面立足了。他们用这样的解决方法，使一般党员彼此警觉，互相监督，确能刺激一般党员的精神，维持他们党的纪律。”在蒋介石看来，这也是“党的建设”的一种“模式”，并有让其政工人员学习“复制”之意。

  对待历史，既不能盲目维护，也不能心存偏见，而是要深入到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去探究，真实的历史可能会不符合人们的感情，但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研究者都要正视，因为只有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得出真正的经验或教训。然而，即便对于已经明了的历史之真，也容易见仁见智，远近高低看起来大相径庭，加之没办法摆脱的个人情愫和业已形成的固见，及研究者往往以后见之明视之，难免主观臆测。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去考察，如果从整个中国百年史的视野去审视，显而易见，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通过发动他原初也并未预料到一些情节和结果的延安整风运动，使中国进一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延安整风后，中国的形态、气质和面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